次日，她拨通了母校传媒学院资料馆的电话。

她建议，将自己当年捐赠的那盘职业生涯首秀的录像带，作为一门新开设的选修课的核心素材。

电话挂断前，她特别附言：“授课时，请不要讲解任何发声或台风技巧。只问学生们一个问题——如果画面里的这个人，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你还愿不愿意听她把故事讲完？”

与此同时，科技的脉搏正以另一种方式呼应着这场无声的变革。

许文澜的监控后台，警报灯无声地闪烁着。

“破损音效”模式的使用率曲线，像坐上了火箭，陡峭上扬，尤其在三四线城市的青年用户群体中，几乎形成了一种亚文化潮流。

人们不再追求声音的完美，反而迷恋于模拟信号中断、电流干扰的“残缺美”。

但更让她感到震撼的，是另一个数据的异常。

后台开始接收到大量体积为零、时长为零的空白音频文件，上传者却不约而同地给它们命名为——“我说完了”。

这是一种行为艺术？

还是一场系统故障？

许文澜立刻调取了这些用户的后台行为数据。

一条清晰的脉络浮现出来：这些上传空白文件的用户，普遍曾在“语句漂流”功能中，多次发起过以“我不是不努力……”或“其实我想说……”开头的断句，但都无人接续，最终在数字的海洋里孤独地消散。

她的团队建议将这些“垃圾文件”标记为异常并批量删除。

许文澜却用指尖敲了敲桌子，眼神锐利：“不，这不是异常，这是信号。”

她亲自设计了一套新的交互逻辑。

当系统识别到同一用户连续三次上传空白录音后，会自动弹出一个提示框，上面没有冰冷的功能介绍，只有一行温柔的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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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没人听，是你还不想被听见，对吗？”

该功能上线首周，“我说完了”的用户留存率，奇迹般地提升了47%。

而在法律的天平上，沉默的重量也正在被重新度量。

陆承安正在协助一个公益组织，处理一起棘手的校园心理干预纠纷。

一名抑郁症学生在校内发生意外，校方却坚称“该生从未通过任何正式渠道表达过求助信号”，试图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陆承安没有去纠缠于谈话记录或咨询预约，他申请调阅了宿舍楼道里长达一个月的监控音频。

在海量的、嘈杂的数据中，他用人工智能工具提取出一段深夜走廊里的脚步声。

这段音频长达四十三分钟，属于同一个人。

脚步声从最初的急促、凌乱，逐渐变得迟疑、沉重，最后趋于一种机械的、麻木的平稳。

那个人，在宿舍门口来回踱步，却始终没有敲响心理辅导室的门。

庭审现场，当这段单调而压抑的脚步声在肃静的法庭内响起时，所有人都感到了莫名的心悸。

陆承安关掉音频，面向法官席，声音沉稳而有力：“这不是沉默，这是在练习开口。法律如果只承认清晰的陈述和完整的证据链，就等于彻底否认了挣扎的过程本身。这段四十三分钟的徘徊，就是他最响亮的求助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