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藏书室靠东墙那几排书，有些受潮迹象。全部搬出来，搬到阳光房摊开晾晒。下午太阳落山前，再按照原顺序放回去。一本都不能错。”

搬书？晾晒？再原样放回？藏书室东墙那几排，大多是厚重的精装古籍和大型画册，搬一趟就能要人半条命，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晾晒和归位……

这三项任务，任何一项单独拎出来，都足以让一个专业的保洁人员忙上一整天。而现在，他轻描淡写地，把它们叠加在一起，丢给了我。这已经超出了“加大工作量”的范畴，这是明晃晃的、不留余地的折磨。

他说完这些，没有再看我一眼，仿佛只是交代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转身，迈着沉稳的步伐离开了餐厅，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手脚冰凉。

我知道，这是他对昨夜我那句回答的报复。一种更阴冷、更持久、也更消耗人的报复。他不打不骂，甚至不再用语言羞辱，而是用这种无穷无尽的、繁重到极点的体力劳动，来一点点磨掉我的精力，我的意志，甚至……我的健康。

过了一会儿，周姨悄悄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担忧。“沈小姐，先生刚才说的……那些活儿，也太多了！这怎么可能做得完？我去跟先生说说……”

“不用了，周姨。”我打断她，声音有些沙哑，但很平静，“我能做完。”

我不能连累周姨。而且，我知道，求情没有任何用处，只会招来更过分的刁难。他铁了心要这样，那我就做。做到我倒下为止。

我没有耽搁，吃完简单的早餐后，立刻开始行动。首先是最耗体力的拆窗帘。我搬来高高的脚凳，仰着头，小心翼翼地拆卸着沉重的窗帘挂钩。灰尘簌簌地落下来，呛得我直咳嗽。手臂举得发酸，肩膀像是要脱臼。拆下来的窗帘堆在地上，像一座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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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把这些厚重的布料分批抱到洗衣房。最大的那幅落地窗窗帘，我一个人几乎抱不动，只能拖行，布料摩擦着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汗水很快就湿透了后背。

洗衣房的大水槽放满了冷水。我把窗帘浸进去，倒入专用的丝绒洗涤剂。不能用机器，就只能用手揉搓。冰凉的水刺激着皮肤，很快双手就冻得通红麻木。厚重的布料吸饱了水，变得像铅块一样沉，每一次翻动、揉搓，都耗费巨大的力气。指甲缝里很快就塞满了污垢和洗涤剂，手指泡得发白起皱。

我埋头苦干，不说话，不休息，像一头被蒙上眼睛拉磨的驴，只知道一圈一圈地转。脑子里是空白的，不去想这些活有多不合理，不去想陆砚深有多可恶，也不去感受身体各处传来的尖锐抗议。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动作：浸泡，揉搓，漂洗，拧干（几乎拧不动），然后再换下一批。

中间周姨过来看了几次，想帮忙，都被我无声地拒绝了。她只能叹着气，给我端来一杯水，又悄悄在我手边放了一副橡胶手套。我戴上了，虽然闷热，但至少能保护一下已经破皮的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