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在床头，目光没有焦距地落在虚空中的某一点，指尖无意识地蜷缩着，反复回味着周姨刚才说的每一个字。

“先生守了你大半天呢。”

“公司来了几个紧急电话都没接。”

“实在没办法才去书房处理了一下，很快就又回来了。”

这些信息，像一块块拼图，将我昏沉记忆中那些模糊的、不确定的片段，逐渐拼凑成一个清晰得令人心惊的画面。那个我以为是自己高烧产生的幻觉——他为我敷毛巾的手，他低沉的回应，他近在咫尺的呼吸声——原来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这个认知，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感，狠狠撞击着我的心房。一种混杂着震惊、茫然、和一丝微弱到不敢承认的悸动的复杂情绪，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来，越收越紧。

就在我心乱如麻，试图将这些信息强行压下，用理智告诉自己“这不过是雇主对雇员的责任”时，房门又被轻轻推开了。

周姨去而复返，手里端着一杯温水和一个药片。她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走到床边，将水杯递给我：“来，把药吃了，医生嘱咐的，烧退了也要巩固一下。”

我接过水杯，水温恰到好处。道了谢，顺从地将药片吞下。温水滑过喉咙，缓解了干涩。

周姨没有立刻离开，她站在床边，动作自然地帮我掖了掖被角，目光慈爱地落在我依旧没什么血色的脸上。她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般，朝门口方向看了一眼，确认无人后，微微俯下身，将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分享秘密般的、意味深长的语气说道：

“清弦啊，刚才有些话，我没敢当着先生的面说全。”

我的心猛地一跳，抬起头，看向周姨。她的眼神里，有怜惜，有感慨，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何止是守了大半天？”周姨的声音轻得像耳语，却每个字都清晰地敲打在我的耳膜上，“你昨晚烧得最厉害的时候，后半夜开始说胡话，一会儿喊冷，一会儿喊热，浑身抖得厉害。先生他……”

她顿了顿，似乎在回忆当时的场景，脸上露出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先生他几乎是一夜没合眼啊。”

我的呼吸骤然一窒，握着水杯的手指下意识地收紧。

“我就住在隔壁，起夜的时候，看到你这屋的灯一直亮着，心里不放心，过来看了一眼。”周姨的声音带着回忆的悠远，“我就看见，先生就坐在你现在靠着的这个位置，连椅子都没坐，就那么……半靠着床头。一只手让你枕着，另一只手，隔一会儿就给你换一次额头上的毛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