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医生手法娴熟地为我处理了伤势，诊断结果是软组织挫伤，不算严重，但需要好好静养，短期内避免手腕用力，以免留下后遗症。他开了些外敷内服的药，又仔细叮嘱了注意事项，这才提着药箱离开。

周姨送医生出门，客厅里又只剩下我和陆砚深。他依旧站在窗边，背对着我，望着窗外，身形挺拔却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孤寂感。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药油气味，混合着方才那场无声风暴残留的、令人心悸的张力。

我靠在沙发上，右手腕被白色的绷带仔细地包扎固定着，传来阵阵清凉的药效和轻微的束缚感。疼痛减轻了许多，但心底的波澜却远未平息。那句低沉的“下次别这么傻了”，像复读机一样，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每一个音节都带着复杂的余韵，敲打着我脆弱的神经。

接下来的几天，宅邸里的氛围发生了微妙而确切的变化。

陆砚深没有就那天的意外再多说一个字。他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惜字如金的雇主，但一些细微的指令和安排，却无声地改变了我周遭的环境。

最直接的体现，是在我的工作内容上。

那天之后，但凡涉及到需要手腕用力的活计，几乎都从我的职责范围内消失了。不再是口头上的提醒，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清晨，当我习惯性地想去拎那桶沉重的清洁用水时，周姨会抢先一步接过去，温和却不容置疑地说：“清弦，这个我来，先生吩咐了，你的手不能用力。”

擦拭高处玻璃窗的活儿，交给了更年轻的、手脚利索的女佣。甚至连更换沉重的床品被套，也被周姨默默地接手了。陆砚深没有召开什么会议宣布，但这些调整却迅速而有效地落实到了宅邸运作的每一个细节里。仿佛有一道无形的指令，早已下达至每个人心中。

他重新调整了家务分工，细致且合理。那些真正需要体力的重活、粗活，被巧妙地分配给了其他人。留给我的，多是些需要耐心和细致的轻便工作：整理花艺、擦拭摆设、熨烫一些轻薄的衣物、协助周姨准备一些不需要大力揉捏的面点或配菜。

这种变化，并非大张旗鼓，而是像春雨润物般悄然发生。没有施舍般的怜悯，也没有刻意彰显的关怀，更像是一种基于实际情况的、冷静而高效的资源重新配置。可正是这种不着痕迹的“安排”，反而更显得真实，也更让我……心绪复杂。

更让我难以平静的，是他偶尔的、看似随意的问询。

有时是在早餐桌上，他放下刀叉，目光并不会直接落在我身上，而是看着手中的平板，状似无意地问一句，声音平淡无波：“手腕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