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盛好饭菜，端上桌，动作轻柔，没有发出一点多余的声音。自始至终，没有抬头看他一眼。

他也没有动筷。餐厅里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默。只有墙上昂贵的挂钟，发出规律的、滴答滴答的声响，像死亡的倒计时。

良久，他忽然开口，声音平静无波，却像冰锥一样刺人：

“听说，周姨的儿子，工作出了点问题？”

我的心猛地一缩，指尖几不可查地颤抖了一下，但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我缓缓直起身，垂手站立在一旁，目光落在虚空中的某一点，用毫无波澜的声线回答：

“是的，先生。周姨下午提起过。”

他轻轻嗤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却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残忍的嘲讽。

“看来，有些人，就是没有那个命。”他拿起筷子，姿态优雅地夹起一片青菜，语气随意得像在评论天气，“机会给了，也抓不住。徒劳无功。”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轻轻敲打在我紧绷的神经上。他在指桑骂槐。他在告诉我，他知道这一切与我有关，而他，乐于见到这种“徒劳无功”的结果。

我没有回应。只是将头垂得更低了一些。

这沉默的顺从，似乎并没有让他满意，反而激起了他更深的不满。他放下筷子，用餐巾擦了擦嘴角，动作慢条斯理，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

“以后，”他抬起眼，目光再次落在我身上，这一次，带着明确的警告和绝对的命令，“安分守己。做好你分内的事。不该你操心的人，不该你管的事，一律不准再过问。”

他的语气并不严厉，甚至可以说是平淡的。但其中蕴含的冷酷和掌控欲，却比任何咆哮都更让人胆寒。这是在划下最后的界限。剥夺我最后一丝与外界、与他人产生情感连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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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生。”我低声应道，声音干涩。

他不再看我，重新拿起筷子，开始用餐。仿佛刚才那段对话，只是餐前一段无关紧要的插曲。

我站在原地，像一尊冰冷的雕塑。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周姨儿子小辉在电话里崩溃的哭声，眼前浮现周姨那双含泪的、充满无奈和痛苦的眼睛。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感涌上来，我死死咬住口腔内壁的软肉，用尖锐的痛感强迫自己维持着表面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