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道长，您能治好我女儿的病吗？”一个欧洲贵族跪在道士面前，他的女儿得了怪病，浑身发热，御医束手无策。

老道拿出随身携带的丹药（其实是退烧药），让女孩服下，又用银针（改良成不易折断的钢针）在她身上扎了几个穴位。几天后，女孩的病果然好了。贵族感激涕零，不仅皈依道教，还将自己的城堡捐出来当道观。

道家的“清静无为”“顺应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厌倦战争的欧洲人。他们厌倦了重甲骑士的厮杀，厌倦了教会的严苛，觉得道家的思想像一股清泉，能洗涤心灵。在多瑙河畔，甚至有法兰克贵族放弃信仰，跟着道士学习吐纳之术。

这自然触怒了欧洲的教会。他们将道士视为“异教徒”，煽动信徒攻击道观，烧死道士。王烈的应对比赵勇更直接——他派火枪兵保护道观，谁敢闹事，直接开枪射击。

“在大秦的土地上，信什么教是自由的，但谁敢用宗教杀人，就别怪我不客气。”王烈在公告里写道，语气强硬。

教会的势力在秦军的压制下渐渐萎缩，而道家的影响则不断扩大。不少欧洲人开始佩戴道家的符咒，家里摆放着三清像，甚至有人学着用汉语念“道可道，非常道”。

神庙的祭司们，则在草原和非洲掀起了“造神运动”。

他们在每个部落都竖起李砚的图腾柱，定期举行祭祀，宣讲“天可汗的恩德”。他们告诉牧民，草原的风调雨顺是天可汗的恩赐，秦军的胜利是天可汗的保佑，甚至将蒸汽机车、火枪都说成是天可汗“洒下的神物”。

“看到那会跑的铁马了吗？那是天可汗派来巡视草原的，谁要是不听话，铁马就会踏平他的帐篷！”祭司在蒙古部落宣讲时，指着远处驶过的蒸汽机车，声音洪亮。

牧民们敬畏地看着蒸汽机车，对李砚的“神力”深信不疑。他们开始向图腾柱献祭，祈求天可汗的保佑，甚至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神庙当学徒，学习中原的文字和礼仪。

在非洲，祭司们则用更直接的方式——展示秦军的武器。他们让非洲人看火枪如何击穿木板，看开花弹如何炸塌房屋，告诉他们：“这是天可汗的怒火，谁敢反抗，就会被怒火吞噬。”

非洲部落的人们本就信奉神明，看到这些“神迹”，很快就放弃了原来的部落图腾，转而崇拜李砚。李烈趁机将这些部落编入“神户”，让他们跟随秦军作战，既消耗了人口，又巩固了统治。

这场信仰的战争，虽然没有硝烟，却同样惨烈。佛道的经文与印度教的梵音对抗，道家的丹炉与教会的十字架碰撞，神庙的图腾柱与部落的巫毒教较量……每一处异域的土地上，都在上演着信仰的争夺。

长安的李砚，看着各地传来的奏报，脸上没有丝毫波澜。他不在乎这些宗教本身，只在乎它们能否成为统治的工具。佛教瓦解印度的种姓，道教对抗欧洲的教会，神庙巩固草原和非洲的统治——只要能达到目的，哪怕手段强硬，甚至血腥，他也在所不惜。

“告诉王烈和赵勇，支持谁，打压谁，要把握好度。”李砚对兵部尚书下令，“信仰这东西，能用来维稳，也能用来作乱。让他们盯紧了，一旦有宗教势力想脱离掌控，立刻灭了，不用请示。”

他知道，这场信仰的战争，比战场上的厮杀更漫长，也更关键。只有让异域的人们，从信仰上认同大秦，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才能让那些用骨血铺就的土地，彻底融入帝国的版图。

夕阳西下，慈恩寺的钟声早已消失在风中，取而代之的，是恒河边的诵经声，多瑙河畔的道号声，草原上的祭祀歌……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谱写着大秦扩张史上，最隐秘也最深刻的一章。而李砚，就是这场信仰战争的幕后指挥者，用宗教的利刃，剖开异域的迷障，为帝国的未来，开辟出又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