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1章 海议纷争，开海定策

孙传庭星夜兼程奔赴西北的烟尘尚未落定，紫禁城文华殿内，一场关乎帝国另一条命脉——海洋的激烈辩论，已在御前展开。空气中弥漫着无形的硝烟，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西北边陲的紧张局势。

崇祯皇帝朱由检端坐于御座之上，面色平静，目光却如深海般难以测度。他的左侧，是以新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光启、户部侍郎沈廷扬为首的“开海派”，二人眼神灼热，充满了对广阔海洋的向往与信心。右侧，则是以礼部左侍郎温体仁、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等人为代表的“禁海派”，他们面色肃然，眉宇间凝结着深深的忧虑与固执。

御案上，摊开着一份由沈廷扬精心绘制的《东南海疆舆图》，上面清晰地标注着航线、港口、岛屿以及盘踞其间的各方势力——大明卫所、郑芝龙集团、刘香残部、荷兰东印度公司（红毛夷）、西班牙人（佛郎机）、以及倭寇活动的区域。另一侧，则堆着几份言辞激烈的奏疏，皆是反对开海的官员所上。

“陛下，”徐光启率先出列，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却异常洪亮，“臣屡次上奏，开海通商，非为逐利，实乃强国之本也！ 东南沿海，百姓依海为生，禁之则绝其生路，反逼其为盗。开之，则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可使民富国强。且今西人（指荷兰、葡萄牙等）船坚炮利，横行海上，据我澎湖、扰我闽粤，若我再闭关自守，无异于坐视其蚕食鲸吞！《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海禁之策，施行二百年，至今已‘穷’矣！当此之时，唯有大开海禁，设官收税，组建水师，方能‘变’而求‘通’，‘通’而致‘久’！”

他顿了顿，指向那张海图：“陛下请看，福建之月港（海澄），广东之广州，浙江之宁波，皆天然良港。若于此三地设立市舶司，规范管理，征收关税，岁入何止百万？此银可充辽饷，可练新军，可兴水利，可活百姓！远胜于在内地加派‘三饷’，徒然逼民造反！”

沈廷扬紧接着躬身奏道：“徐阁老所言极是！陛下，臣家族世代经营海贸，深知其中利害。海外诸国，对我大明之丝绸、瓷器、茶叶，渴求如饥。一艘海船出洋，所获利润，堪比内地一县数年之赋税！且海外有我等急需之物产，如南洋之稻米、暹罗之硬木、日本之硫磺铜料，乃至泰西之书籍、火器、历法。开海非仅通商，更是通信息、通技术、通强盛之路！ 若能将海上贸易纳入朝廷管辖，既可充盈国库，又可借商船了解海外情势，仿造西人坚船利炮，实为一举多得！”

他声音激昂，带着海商特有的开阔视野：“至于倭患，早已非嘉靖年间之旧况。如今海上巨患，乃是刘香等中国海寇及荷兰、西班牙等西夷！郑芝龙已受招安，若能善加利用，以其舟师扫清海寇，再以朝廷水师震慑西夷，则海疆可靖，贸易可兴！”

“荒谬！危言耸听！”温体仁终于按捺不住，出列高声反驳，他先向崇祯一揖，随即转向徐光启和沈廷扬，语气带着浓重的讥诮，“徐阁老、沈侍郎！尔等只知夸夸其谈海外之利，岂不知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海禁乃太祖高皇帝所定祖制，意在防倭患、禁奸民、固海防！尔等欲变祖制，是何居心？”

他不再看二人，转向崇祯，言辞恳切，甚至带着一丝悲愤：“陛下！万万不可听信此言！东南沿海，民风刁悍，若开海禁，奸商勾结倭寇西夷，走私违禁，甚至引狼入室，届时海防洞开，倭寇西夷长驱直入，如何抵挡？元朝时漕运海运并行，然海运风险巨大，沉船事故频发，岂是稳妥之道？ 且商人重利轻义，若见利忘义，资敌叛国，又当如何？至于关税，看似可观，然管理市舶司，需设官吏、建水师，所费几何？能否抵得上开销？更恐胥吏借此盘剥，激起民变！祖宗之法不可变！ 陛下初登大宝，当以稳字为先，岂可轻启如此祸端？”

曹思诚也附和道：“温大人所言极是！《尚书》有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海禁行之有效，保东南百余年安宁。如今虽有疥癣之疾（指荷兰人占澎湖等），只需责令福建、广东督抚加强戒备，驱赶即可。若大开海禁，无异于开门揖盗，一旦失控，则东南半壁糜烂，悔之晚矣！臣恳请陛下，坚守祖制，勿为小利所惑！”

双方唇枪舌剑，引经据典，各执一词。开海派描绘出一幅通过海洋贸易实现富国强兵的宏伟蓝图，而禁海派则不断强调祖制、风险、以及可能带来的巨大隐患。文华殿内，气氛凝重得几乎能滴出水来。支持开海的官员多为务实派或与沿海利益相关者，人数较少但态度坚决；反对者则占据了大多数，尤其是清流言官和内地出身的官员，他们将祖制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