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沉默地穿过人群，在学校的公示栏旁，亲自架起了一块全新的、更大的黑板。

她拿起粉笔，在顶端写下一行醒目的大字：“这里不说谁该走，只问谁没被听见。”

人群安静了下来。

当晚，暴雨倾盆，那块新黑板前却撑起了一片伞的海洋。

数十名家长冒着雨，沉默地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在黑板上写下自家孩子升学的焦虑、教育内卷的痛苦、与学校沟通的壁垒。

雨水混着泪水，在黑板上冲刷出一道道痕迹，却无人再提更换老师之事。

与此同时，基金会数据中心内，许文澜的眉头越皱越紧。

屏幕上，全国火种站点的“影子档案”申请量在二十四小时内暴增了三倍。

更诡异的是，后台数据显示，大量匿名的“影子书签”持有者并未选择兑换核心的倾听服务，而是将那枚小小的金属书签转赠给了他人。

她立刻启动逆向追踪，一幅惊人的地下脉络图在她眼前展开。

这些书签，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地下信物。

在某个城市，持签人可以在一家挂着“树洞”招牌的小咖啡馆，换取一杯名为“闭嘴太久”的免费特调；在另一座城市，一个街角的修车摊，老师傅会优先为持有书签的顾客修理那只“压了心事的轮胎”。

符号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开始自我繁殖，自我定义。

“不能再等了。”许文澜当机立断，启动了“语义锚定协议”。

一份加密指令发送至全国所有火种站点：“即刻起，向所有‘话语托管’申请人配送特制粉笔，内含微量荧光剂，仅基金会手持设备可识别其真实来源。确保每一个声音，都能被追溯，被听见。”

风暴的中心，苏霓正面临着更直接的压力。

各地政府开始以“市容整治”、“恢复城市风貌”为由，大规模清理街头文字。

然而，越是强硬的阻拦，越是激起更猛烈的反弹。

有的地方，墙壁刚被粉刷一新，不到半小时，又出现了新的字迹，仿佛墙体本身在流血。

小主，

她紧急召集团队核心成员进行线上会议，结论只有一个：堵，不如疏。

会后，苏霓没有动用任何基金会的资源。

她用一部普通的手机，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拨通了市政服务热线。

“您好，我是市民苏女士。我看最近街上乱写乱画的现象很严重，影响市容。但我觉得，大家心里有话说不出来也挺难受的。你们看，能不能在每个区划出一面‘合法诉说墙’？大家有地方说，你们也方便管理。墙脏了可以定期刷，但人心里的那口气，不能一直堵着啊。”

三天后，她接到了住建局的回访电话，邀请她作为市民代表参与一场小型调研会。

苏霓欣然前往，并在会上“顺势”提交了一份她早已准备好的《城市表达空间设置与管理导则》草案。

草案中，她逻辑清晰地提出按街区人口密度、公共空间属性配置不同规模的“静默表达区”，并建议由居民代表组成自治委员会进行日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