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抽屉最深处取出一枚外观陈旧的U盘，郑重地插入电脑。

她将三段音频拖了进去：第一段，是她三十年前首次直播时，那三十七秒令人窒息的静默；第二段，是小满在镜头前，那段望向远方、欲言又止的停顿；第三段，是昨夜那个孩子在“语句漂流”里朗读作文时，那稚嫩又坚定的声音。

她拔下U盘，用一张小小的标签纸贴上，写着：“交给下一个卡住的人”。

随后，她将U盘装进一个快递信封，收件地址写的是一个她从未去过的地方——西部某省的支教志愿者协会。

与此同时，林晚正在南方一座温暖的城市，为“沉默展览”的流动展做最后调研。

她抵达现场时吓了一跳，展厅外竟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队，人群安静而有序。

她原以为是民众对这个新颖的展览形式抱有巨大热情，可走近了才发现不对劲。

人们并非排队等待进入展厅听那些被收集来的“断句”，而是在轮流进入旁边一个临时搭建的隔音舱。

林晚好奇地凑过去，只听见里面的人对着麦克风，录下一句简短的话。

一个中年男人低声说：“我替我爸说了。他上个月被裁员，遣散会上一个字没说，回家偷偷哭了一宿。”一个年轻女孩眼圈泛红：“我替我室友说了。她得了抑郁症，休学了，她想告诉所有人她只是病了，不是怪物。”甚至，一位穿着得体的公务员，在反复确认四周无人后，才对着麦克风用气声说道：“我替我们领导说了。那个民生提案他想批，但是上面有压力，他不敢。”

所有人的开场白都是一样的：“我替XX说了。”林晚感到一阵巨大的震撼。

这场展览，竟无心插柳地从一场“聆听”变成了一场“代述”的风暴。

她没有制止，更没有声张，只是默默地在隔音舱外增设了一本登记簿，上面写着：“请代述者注明：所代之人是否知情”。

三天后，她整理数据，统计结果显示，82%的代述行为都是匿名的，是代述者单方面的行为。

小主，

但奇妙的是，几乎所有代述的内容，都能在“脉搏协议”的“语句漂流”模块里，找到那个源头的、未被说完的句子。

一条条沉默的暗流，在此刻汇成了汹涌的江河。

京城，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庄严肃穆。

陆承安正代理一位失语症患者的维权案。

被告企业方抓住患者无法清晰表达自己意愿的漏洞，质疑其维权行为并非本人真实意愿。

“反对，”陆承安站起身，没有提交任何冗长的书面陈述，而是向法官请求，“法官大人，我请求当庭播放一段音频。”

法庭内一片安静，只有音频播放器里传出的声音。

那是一位年轻女孩的哼唱声，是一首简单的童年儿歌。

声音里，还夹杂着梳子划过头发的“沙沙”声。

陆承安解释道：“这是原告的女儿，每天清晨为她母亲梳头时录下的。我们截取了近三个月的录音。”

他点击鼠标，音频的进度条被拉到末尾，同样是那首儿歌，旋律却明显变得迟缓、滞重，仿佛被灌了铅。

陆承安的声音在法庭上空回响：“我们请医学专家对这段音频的旋律变化，与原告同期的脑电波活跃度进行了数据比对。”他身后的大屏幕上，两条曲线几乎完美重合，一同缓慢下降。

“专家证明，这种哼唱节奏的显着变慢，与患者脑电波活跃度下降，即其表达意愿的精力衰退，呈现强相关性。她不是不能表达，”陆承安目光灼灼地直视被告席，“只是你们，习惯了只听语言。”

判决结果毫无悬念，陆承安胜诉。

休庭后，法院书记官主动找到了他，郑重地提出请求：希望法院能够与“脉搏协议”建立合作，请求接入其非言语表达的数据库，用于未来类似案件的参考。

这天深夜，许文澜的私人邮箱里，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