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爬着回到保姆房的。

关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我像一滩烂泥一样滑坐到地上。全身的骨头缝里都透着酸软，每一块肌肉都在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发出无声的哀鸣。喉咙干得冒烟，连吞咽口水的力气都没有。衣服被汗水反复浸透，又冷又粘地贴在皮肤上，非常不舒服。

我就那么坐着，头无力地后仰，抵着门板，闭上眼睛。黑暗袭来，但眼皮却沉重得发烫。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无数只蜜蜂在里头乱撞，又像是一片被狂风扫过的旷野，空空荡荡，只剩下疲惫的回响。

过了不知道多久，也许是几分钟，也许是半小时，我才积蓄起一点点力气，挣扎着挪到床边。不是躺上去，而是直接瘫倒在那张坚硬的板床上。床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硌着我酸痛的脊椎，但这真实的痛感反而让我确认自己还活着。

我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上那片模糊的黑暗。没有眼泪，甚至没有太多情绪，只有一种被透支到极限后的麻木。

窗帘没有拉严，一缕清冷的月光透过缝隙溜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狭长的、苍白的光带。灰尘在光柱中无声地飞舞。

就是在这样极致的寂静和疲惫中，一个念头，像黑暗中破土而出的冰锥，尖锐而清晰地刺穿了我的麻木：

这根本不是工作。

手洗所有窗帘？擦拭复杂的水晶吊灯？晾晒并准确归位沉重的藏书？这些任务，每一项都远远超出了一个住家保姆的正常职责范围，甚至超越了专业保洁公司的常规服务内容。它们不合理，不必要，甚至带着一种刻意为之的、近乎荒诞的难度。

陆砚深那么精明的一个人，他会不知道这些吗？他当然知道。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答案呼之欲出，冰冷而残酷。

他不是需要一个干净的环境，也不是真的在意那些窗帘是否手洗、吊灯是否无尘、书籍是否受潮。

他的目的，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折磨我。

用这种无休无止的、繁重到极点的、甚至带有一定羞辱性（比如手洗他的真丝衬衫，虽然还没发生，但预感强烈）的体力劳动，来消耗我的精力，磨损我的意志，践踏我的尊严。他要看的，不是我能不能把活干好，而是我什么时候会崩溃，会求饶，会在他面前展现出他最想看到的狼狈和不堪。

这是一场他精心策划、并牢牢掌控着节奏的、漫长的惩罚。一场看不见硝烟，却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凌迟着我的精神和肉体的战争。而我所处的这个豪华牢笼，就是战场。他则是那个坐在高处，冷眼旁观，随时准备给我下达下一个更残酷命令的审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