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本该到此为止。

警方、官方，乃至于伊莎贝拉的认知内，发生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回廊的刺杀，理应是一次孤立的极端个案。

尽管我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纽黑文警局关于派遣专门安保力量的提议。

我向弗莱彻警监声明，我乐于和每一位友利坚国民站在一起，共同接受这个国家现有安保体系的护佑，无需任何形式的区别对待——甚至在此后也未曾安排任何保镖随行。

但依然没有人认为危险会再度降临。

这不难理解。

耶鲁的校园安全一向被视为常春藤联盟中的典范；

奥尔登·普雷斯科特先生那场声势浩大却收效甚微的失败，足以震慑大多数头脑发热的潜在模仿者；

更何况，伊米塔多公司的“第一英雄”伊莎贝拉·罗西，一直在我附近。

任何稍有职业操守的情报贩子，都不会建议自己的客户在如此严密的防御网中以卵击石。

然而，事态的演进，如同一出由拙劣剧作家编写的荒诞剧，轻易地击碎了所有人的合理预期。

在那位奥尔登先生——或者说，欧文·普莱斯先生之后，意图对我执行物理清除的刺客，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周围。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机构，拥有迥异的背景，却共享着一种令人费解的、结构性的无能。

包括但不限于，伪装成比较文学系女学生的杀手，试图潜伏在钟楼顶端的狙击手，等等各类。

大部分刺客，尽管我已经非常贴心地在精神层面为他们清除了路径上的诸多阻碍，他们依旧未能抵达其预定的攻击坐标。

失败的原因千奇百怪，仿佛一场安排好的失误集锦。

有人因在校园内迷路；

有人在攀爬墙壁时手滑，导致其藏在风衣内侧的M1911手枪落在草坪上，被一对正在野餐的情侣捡到并报警；

一位自称来自德州的杀手，在向路人问路时，因其过于浓郁的布鲁克林口音与人设不符而遭到举报；

更有甚者，一位伪装成韩国留学生的刺客，在见到一位亚裔面孔的教师后，下意识地用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中文热情地打招呼，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有一位携带巴雷特M82A1狙击步枪的先生，将其藏在一个大提琴盒内，谎称自己是有音乐爱好的学生，

遗憾的是，他似乎对乐器的尺寸缺乏基本常识，那个过分粗壮的琴盒在通过安检门时，因其形状与任何已知的大提琴品牌都存在显着差异而引发了工作人员的怀疑。

最终，在蜂拥而至的挑战者中，过程顺利、成功走到我面前的，只有寥寥三四位。

相比之下，我们的奥尔登·普雷斯科特先生简直是其中的佼佼者——至少，他完成了一次足够完整的登场，射击角度也没有偏差。

后来者们的表现，则更像是一场灾难。

其中一位，将另一位穿着相似款式西装的工作人员的背影错认为了我，在近距离掏出格洛克17手枪后，才惊觉目标有误，意图撤离——这当然不可能。

另一位则由于对自身臂力缺乏清醒认知，选用了一柄以巨大后坐力闻名的转轮手枪，第一枪便因失控的枪口上跳而打空。

最令人扼腕的，是一位各方面准备都堪称完美的杀手。

他选择了恰当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但在为了追求某种复古的仪式感，购买了一柄山寨的鲁格P08手枪后，其刺杀生涯在第一发射击时便因卡壳而宣告终结。

起初，媒体还会将这些事件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深度报道，标题耸人听闻。

但很快，随着刺杀频率的增加与成功率的持续挂零，报道便被降格为社会版面上一条无足轻重的简讯，标题也变得愈发戏谑。

譬如《针对西拉斯·布莱克伍德的刺杀仍在继续——今日份刺客因迷路而错过目标》。

耶鲁校方起初对此表达了严重关切，甚至一度考虑暂停我的访问资格。

但他们很快发现，除了校园内不时刷新出一些可疑分子和不可靠的枪械外，并未对师生的财产与人身安全构成任何实质性影响。

于是，在几次徒劳的协商讨论后，他们也选择了一种听之任之的默许态度。

自惠特尼门到斯特林图书馆的一条路，甚至被校方在官方发布的地图上用红色虚线专门标记为“高风险路段”，并附有文字提醒学生尽量避开。

这几乎没什么用处。

那些精力过剩、向往自由不羁生活的学生，乃至一些年轻的助教和讲师，反而将行走在这条路上视为一种彰显勇气的行为艺术。

“我今天又活着走完了‘杀手之路’！”

“这真是一条可怕的路，据说路上任何一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人，都可能是一位身怀绝技的杀手——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社交媒体上，以“#耶鲁猛男”或者“#杀手之路”为标签的帖子和短视频层出不穷。

这还是在校方与官方有意进行信息流限制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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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限制并非完全打压，他们很快发现，这种合理的娱乐化视角，能有效消解潜在的恐慌情绪，进而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维持了整体环境的稳定。

这不难理解。